【内容提要】中国杂技团现行的“团校一体”模式，在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同时，把历史传承、文化挖掘、理论建设、科学管理、人才培养、市场开拓等问题一并加以梳理解决，效果显著。此模式对于当前我国杂技院团改革和杂技艺术未来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并为深入探索杂技教育的理论体系和定位等基础研究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杂技 校企合作 行业发展

人类的文明，一直围绕两座丰碑繁衍生息着——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在如何锻造出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形成文化艺术的一个个高峰上，中国杂技下了大功夫，下了真功夫，涌现出了无数位如钢琴演奏家朗朗一样的世界顶级人物，如夏菊花、孙力力、阿迪力、吴正丹......这些威名远播、享誉国际的杂技艺术家们，在全球的文化艺术领域，使中国杂技达到是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艺苑奇葩。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时代需要社会进步，进步需要创新、需要改革，文化艺术行业同样需要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创新前行，不断改革，完善自我，去实现一个个使人们干得愉快，活得愉快的终极目标，从而真正实现民族复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建国前数百年民族孱弱，从反省之初，到建国前后，呈现民族持续自强之势，直至今日。当下有目共睹的是，我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建设、体育竞技、国防军事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无不令世人瞩目惊叹，感佩学习。但我们应该看到，在文化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似乎就没那么多丰功伟业了：多行当呈现出弱势，表现出匮乏之态。尤其对人本身、对时代的人精神上的探索，见高原不见高峰，几乎与中国某“大球”一样，缺乏全球竞争力强、影响力大的作品和成果。

但是，杂技则不同。在中国，所有的杂技院团长，早已在关注杂技本体文化的挖掘，也关注全球各大国际杂技赛场的风吹草动。他们重视创新，重视市场，更奇异的是，他们居然不约而同、不遗余力地在培育塑造中国杂技文化本身——自强与跨界兼容、真实与严谨并重的趋向。所有杂技大团，都有全球逐鹿的骄人战绩，都有令外国人尊重的文化使者的美好形象，全球杂技界及国内外各大演艺项目，都有中国杂技人的身影。在中国杂技的影响推动下，持续形成了一幅幅壮丽画卷，被中国杂技创造出的一个个高峰，一峰凌于一峰之上，峰峰绝岭，足以令中华儿女自豪。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方向、方案、方法，需根据不同实际情形制定，但就高峰杂技随高原逐流，虽有被掐住脖子、高峰丧失的危险，也有因地、因时探索变革的收益。如今，在中国杂技团的学习和生活已经月余，亲见中国杂技团的“团校一体”模式并非是简单的校企合作，而是在“产、供、销”上进行了科学连接，同时，又对局部领域进行系统化升级的复杂工程。这给中国杂技界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带来新的启迪，更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尤其是对深入探索杂技本身，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实际上，中国杂技道路本身，就是一部创新变革史。它产生于劳动实践，跟随着时代的脉搏，不断变化、发展，传承至今，这是毋庸置疑的一点。中国杂技与舞蹈、体育的关系，像是三姐弟，一个走向韵律姿态一端，一个走向对比竞技一端，而杂技则走在两位姐弟的中间，不断吸纳，不断变通演绎了数千年。从广义上看，几乎所有的舞蹈和体育元素，都是从杂技演变而来的，都有杂技内在的技能文化属性和外在的动作表演属性。在中国，杂技的生命力顽强的原因，不仅是对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兼容并蓄，更主要的是，它是人类情感想象的一种直观的语言符号，一种纯真的美好探索，它内部能量巨大，蕴藏着与人类文明息息相关的至今无人破解的密码，这是耐人寻味的。

中国杂技远比古希腊戏剧出现得早，更比文艺复兴时才出现的芭蕾舞剧和我们这个时代能够看到的所有其他剧种——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都要早。在几千年的艺术传承中，中国杂技中传统的经典节目不胜枚举，如《顶碗》、《钻圈》、《空竹》、《走钢丝》等等，每个节目的技巧语言经过自然的平叙、延展、叠加、转折等手法，形成由开端、展开、递进、高潮、结尾五部分组成的中国杂技独特的固有结构。中国杂技的最伟大之处在于杂技作品的固有结构不是经过理论研究后形成的，也不是昭告众家，取得认同后以达成的集体约定，而是源于无数代杂技人长期的艺术实践，不断孕育，不断变通，一步步形成的共同认知和共同特征。中国杂技的固有结构，与自然、与生命存在着本质上的共通感和一致性，涵义非凡。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美”的结构，具有鲜明的美学意义和重要的审美价值。

通过对中国杂技的研究，我们似乎也看到了一种美学研究的新的方法，从中能够使我们更清晰、更明确的看到美的本质必需拥有自然和生命的属性。虽然对中国杂技的持久性、连续性究竟能为美学研究提供多少价值，目前还不能得出明确的定论，但对这一美学研究上荒芜的地域、价值观上悲剧式的行业，它的真正作用恐怕会越来越令人由诧异向更大的诧异转变。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美是那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美具有人类“共通感”的特征。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表演艺术中，最直接具备美学意义的就是音乐和杂技两种样式。因为音乐和杂技是两种不受地域、民族、信仰、文化、语言、阶层限制的、真正属于全人类的大众性质的表演艺术。如《俏花旦》中的“桌上连前空翻接空竹”这一技巧，在中国乡村与在南非开普敦表演的结果，是同样的掌声热烈；《肩上芭蕾》中的，“芭蕾阿拉贝斯单足尖站头转”表演的结果，在中国北京与在加拿大最北乡村获得的都是同样的热情与尊重；又如，《命运交响曲》在中国，从农民到知识分子，从商人到行政官员，无人不为之震撼；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国外演奏，从欧洲到美洲，无人不为之心醉。这种具有“共通感”的、非概念性愉快的美，是显而易见的。

康德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美学观念“崇高感是由痛感转化为快感”，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美是道德的象征”，则从头至尾、从内到外流淌贯穿于中国杂技本身。

通过在中国杂技团院内集中学习的时日，让人再一次真切认识到，无论是地面杂技、空中杂技、水里杂技，还是如今发展势头蓬勃的冰上杂技，“真”与杂技不是孪生兄弟关系，而是共生关系，并且自始至终“真”与杂技同体。

从一开始，作为未来杂技表演主体的杂技学生，进行的是柔韧训练。一天天，五大关节——肩、腰、髋、膝、踝——周围的韧带，通过多种方法练习，得到收缩和伸展，在能力增强的同时，肌体如实记录下发生在关节周围组织上那丝丝毫毫的痛感和变化，这种真感受、真体验，让学生一生难忘，可谓真到了极致。于是，真不仅使学生认识到肌体关节的活动范围，而且，真深深在学生身心扎下了根。

与此同时，学生要调动以上肢、腹背为主的各种肌群力量合作，进行倒立的平衡训练。当然，学生在这里免不了要动用运动神经和心理意志等方面功能的帮助。在这种训练过程中，力量与耐力、技巧与技法、数量与质量、挫败与成功是那样真的被明确无误告知学生，自己的倒立能怎样和不能怎样。于是，真在学生体内被再次强化，真开始融入学生血液中。

紧接着，学生还要调动全身各种肌群的配合和运动神经的指挥协调，进行翻跳的动平衡训练。通过翻跳技巧难度的递进，那种难以捕捉的、转眼即逝的、一瞬间的真，被提炼出来。随之而来的是，真不仅在学生血液中流淌，真开始进入学生头脑，主导着学生产生出对人体运动可能性的判断力。由此，学生开始了对生命的“真”的无上崇拜历程，似乎命运就这样与“真”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切身的体验，让学生对真的认识和判断持续增强，达到普通人难以认知的程度。所以，在杂技节目还没有登上舞台实现表演目的之前，甚至杂技节目还没有得到学生练习之前，真就已经是杂技最主要的表现意志和表现内容，并且充溢着由内而外生发的人类勇于挑战极限的正能量。

以“真”为主的事态，是构成美的主要因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自己虚假喜爱的人离开自己，自己会感到真正的悲伤，由此能够构成一出悲剧。我们知道的是，模仿崇高的美被破坏，才能够具备悲剧属性。那么“真”，就变得举足轻重了，因为我们的认识，如今已经普遍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崇高的美是离不开真的，而杂技就是这样一种骨子里真、表现方式真、赞美主旨仍然真的表演艺术。我们能看到，也能预见到，作为一种唯真的表演艺术，杂技有很长的路、很多的路要走，其途中，在充满对社会道德的正面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将继续带着中国悠久文化的标签，昂首挺胸地伴随崇高的悲剧色彩，面对不断来袭的风霜雪雨努力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牢记使命、牢记职责，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同党和人民一道，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总书记高屋建瓴的讲话，为文艺工作者校准了前进方向，为文艺事业发展确立了崇高目标，当然也为杂技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了途径。中国杂技人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针，不断深入研究探索新形势下杂技行业的生存之策与发展之道，就会在“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的伟大进程中，不断出人才、出精品、出经验，从而充分展示风采，贡献力量。

在此，笔者谨向国家艺术基金、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北京市杂技学校、中国杂技家协会、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杂技团有限公司和为“全国高等艺术职业学院杂技表演专业带头人创新创业能力培训”培训班授课老师、工作人员及同学们表示衷心感谢。

“全国高等艺术职业学院杂技表演专业带头人

创新创业能力培训”培训班 

黑龙江省杂技团有限公司  李万灵